火神派注重扶阳,擅用附子

人身象天地。天之阳藏于地之中者,谓之元阳。元阳之外护者,谓之浮阳,浮阳则与时升降。若人之阳气,则藏于肾中,而四布于周身,惟元阳则固守于中而不离其位。故太极图中心白圈,即元阳也,始终不动,其分阴分阳,皆在白圈之外。故发汗之药,皆鼓动其浮阳,出于营卫之中,以泄其气耳。若元阳一动,则元气漓矣。是以发汗太甚,动其元阳,即有亡阳之患。病深之人发喘呃逆,即有阳越之虞,其危皆在烦刻,必用参附及重镇之药以坠安之。所以治元气虚弱之人,用升提发散之药,最防阳气散越,此第一关也。至于阴气则不患其升,而患其竭,竭则精液不布,干枯燥烈,廉泉玉英,毫无滋润,舌燥唇焦,皮肤粗槁。所谓天气不降,地气不升,孤阳无附,害不旋踵。《内经》云:阴精所奉其人寿故阴气有余则上溉,阳气有余则下固,其人无病,病亦易愈,反此则危。故医人者,慎毋发其阳而竭其阴也。

郑钦安根据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中“阳气者若天与日,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,故天运当以日光明”之义,提出火神派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重视阳气,崇尚扶阳。也就是说,在阴阳两纲中,他并非等量齐观,而是特别看重阳气,阳主而阴从。在人身各种阳气中,他又特别推重肾阳即元阳,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,当然也是人体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。

郑钦安重视阳气,在人身各种阳气中,又特别推重肾阳,认为肾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,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。在病理状态下,自然也重视阳气,认为“万病皆损于阳气”,“阳气无伤,百病自然不作。有阳则生,无阳则死”。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。故其治病立法,首重扶阳,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,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,擅用干姜、附子、四逆汤之类方药,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。

1.阳统乎阴,阳主阴从

1.注重扶阳,元气为本

郑钦安认为元阴元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,但是在阴阳两纲中,表面上看,阴阳在相互为用的关系中处于等同地位,互为消长,缺一不可。然而在相互消长的过程中,表现出的却是“阳统乎阴”“阳主阴从”的现象。因此他认为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,关键在于阳气,阳为主,阴为从,只有阳气致密于外,阴血才能固守于内。二者虽说互根,但又有主次之分。所以郑钦安特别重视阳气,认为“阳者阴之根”,“有阳则生,无阳则死”。郑钦安推崇辛热扶阳治法,擅用姜附等药,显然都是建立在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之上。在其著作中,他反复阐述这些观点:

注重阳气是郑钦安倡导火神派的理论基础。那么在人体患病时,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,倡导扶阳,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认识,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。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:“外感内伤,皆本此一元有损耳。”“病有万端,亦非数十条可尽,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,虽千万病情,亦不能出其范围”(《医法圆通·卷三》)。“仲景立法,只在这先天之元阴、元阳上探取盛衰,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。附子、大黄,诚阴阳二证之大柱脚也”(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)。

“阳者阴之根也,阳气充足,则阴气全消,百病不作。”

他以中风一证为例,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:“众人皆作中风治之,专主祛风化痰不效。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,在此下手,兼看何部病情独现,用药即在此攸分。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,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。真气衰于何部,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。治之但扶其真元,内外两邪皆能绝灭,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,未治风而实以祛风,握要之法也”(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)。也就是说,并非见风祛风,见痰化痰,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,在此下手”,“治之但扶其真元”。

“阳旺一分,阴即旺一分;阳衰一分,阴即衰一分。”

还有健忘一证,老年人居多,世人多以为心脾不足,精血亏损所致为主,用药“专以天王补心、宁神定志诸方”,确是市习常法。郑氏则认为,此证“总以精神不足为主”,属阳气亏虚,治应培补阳气,“方用白通汤久服,或桂枝龙骨牡蛎散,三才(封髓丹)、潜阳等汤,缓缓服至五六十剂,自然如常”(《医法圆通·卷二》)。突出扶阳理念,令人耳目一新。

“阳统乎阴,阳者阴之主也,阳气流通,阴气无滞。”

又如癫、痫二证,“缘由先天真阳不运,寒痰阻塞也”。“以予所论,真气衰为二病之本,痰阻是二病之因,治二证贵宜峻补元阳,元阳鼓动,阴邪痰湿立消,何癫痫之有乎?”(《医理真传·卷四》)与通常治法确实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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